“路要自己走，不能依赖父母”

刘开基一生鞠躬尽瘁、忘我工作，后期又患了重病，与儿女们在一起的时间很有限，但他对孩子们却始终有着深深的爱，有很严格的教子方法。他对优越环境下生长的子女们，总有一种发自本能的担忧——担心他们滋生“娇、骄”二气。在孩子们年龄还较小的时候，就告诫子女：“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赖父母”。为此，他在约束孩子方面，有时到了近乎苛求的态度。

1947年，刘开基任太岳一地委书记。有一次，年仅11岁的大女儿刘启英领上同学到礼堂看戏，守门的同志挡住不让进，刘启英就说：“我是地委的”。刘开基知道后，很严厉地批评了刘启英，还让她写出深刻检查。

1962年“六一节”，刘开基顺路去看望在太原九一小学住校的几个女儿时，专门对学校领导说：“不要让她们当（学生）干部，那样很容易助长她们的优越感。要让她们多受别人的管教，（这）对她们的成长不会有坏处。”

1965年1月，全省召开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关部门准备将带头去省农科院千家峰果树场插场务农的刘开基之子刘继英树为标兵，刘开基知道后坚决制止。1965年8月，刘继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又经组织推荐上了省委党校，刘开基教育儿子：“要防止骄傲，要有理想和信念，不要把父母的地位当拐棍。”刘继英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果树场。刘开基多次到果树场调研，从没去看过儿子，并一再嘱咐场领导不要对刘继英有任何特殊照顾。

1954年，刘启英初中毕业后，到247兵工厂当了工人。为了照顾手残的母亲，刘启英找到在太原市团市委工作的父母的老熟人李德昌，希望能把自己调到离家稍近点的单位。李德昌与有关领导商量后，把刘启英调回了城里。刘开基知道后很严肃地批评李德昌：“你把我女儿调回来，别人家的孩子怎么看，是不是也该把别人的孩子调回城里？都想在城里工作，城外怎么办？”事后，刘开基又严厉地教育了女儿。

1970年，刘启英在繁峙铁家会蹲点，担任下放队指导员。由于表现突出，组织上准备确定其参加县委班子，并报送地委。恰在此时，刘开基到忻州检查工作，知道了这件事。他亲自把刘启英的名字划掉，换成了别人。他说：“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女，过早担任领导职务不好。”刘启英因此失去了一次升迁机会，心里不痛快。回到太原，刘开基不等女儿说什么，先开导女儿：“干革命，是大家的事，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利，谁干也行。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最终说服了女儿。

1964年，刘继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刘开基对刘继英说：“你申请入党是好事，说明你是革命的，但你不能搞特殊，不能因为你是副省长的儿子就放宽条件，要在思想上真正入党，把自己交给党，做一名真正合格的党员”。

1970年3月，刘开基的三女儿刘汾英被分配到工厂，看到有的同学想离开工厂，她的思想也开始不安定。刘开基就和刘汾英讲：“应该听从领导的安排，不要乱想，要安心在工厂工作，要抓住机会好好学习。条件艰苦，更能锻炼人。要有一种不怕艰苦、不怕挫折的思想”。

刘开基不给子女开后门，他将自立自强、摒弃特殊化的意识传输给子女，他的八个子女，毫无例外，没有一个“三门”干部，都是从基层农场、工厂、农村、部队干出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也从父亲的严管态度和做法中，逐渐领悟到了父亲的深刻寓意，自觉使各自的工作、生活行为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为周围的同志树立了表率。

“勤于劳动，勇于做普通劳动者，当好普通一兵”

刘开基经常教导儿女：“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只有勤于劳动，勇于做普通劳动者，当好普通一兵，才能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1963年10月，山西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全国较早组织起第一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场插队。这批知识青年中就有刘开基唯一的、身有残疾的儿子刘继英。刘开基鼓励刘继英下乡锻炼，刘继英告诉父亲，当时青年中流传着“五不择业”：即不转“地球仪”（当理发员），不拉“手风琴”（当公共汽车售票员），不当“小孩王”（任幼儿园和小学教员），不照“半身像”（当商店售货员），不去“修地球”（当农民）。尤其是“修地球”，被认为是最没有出息的选择。

刘开基严肃批评了这种轻视普通劳动者，特别是轻视农民的观点，让刘继英好好读读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下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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